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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虚假诉讼构成诈骗罪的判例参考


[日期:2012/5/27 17:28:57] [作者: ] [字体大小:

            关于虚假诉讼构成诈骗罪的判例参考

 

    版权:赵虹 (整理)

参考判例一:

靖安警方破获宜春市首例虚假诉讼诈骗案

近日,靖安县公安局派出精干警力,远赴河南省商城县,经过连续7天的艰苦奋战,一举将犯罪嫌疑人王某抓获(男,汉族,38岁,籍贯河南省商城县,现住河南省商城县城关镇),成功破获了宜春市首例虚假诉讼诈骗案。

【案情】

  2010年12月10日,犯罪嫌疑人王某与靖安县仁首镇石上采石场法人代表包某签订承包生产合同。生产期间,由于王某没有规范生产,给采石场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双方因此多次发生激烈冲突。为此,包某立即与王某解除承包生产合同。但此时,王某心存不快,认为包某故意不让自己承包生产,便于2012年2月23日向河南省商城县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包某赔偿经济损失196万元。由于当时,王某向法院提供了双方签订的承诺书及欠条等证据,导致石上采石场账户被冻结,无法正常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包某随即向靖安县公安局报案,称从未与王某签订过任何承诺书,也不存在欠条债务关系。

  受案后,靖安警方找准突破口,对承诺书和欠条开展全面调查。经过大量走访取证,询问采石场工作人员,发现王某欠条内容中所谓的在生产期间为回填、平整采石场花费的60万元属于虚构,双方也从未签订过任何承诺书。于是,靖安警方立即将犯罪嫌疑人王某上网追逃。2012年3月21日,王某在河南省商城县被靖安警方抓获。

   目前,王某因涉嫌虚假诉讼诈骗罪,已被靖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注:来源:http://www.jxnews.com.cn    2012-04-05 09:32

 

参考判例二:
【案情】

2002年11月,锅炉清灰剂经销商高建春出售给北京密云技术学校清灰剂3吨,约定每吨售价1.2万元,并即时领到了3.6万元的货款。2003年1月20日晚,高建春在未与北京密云技术学校事前协商的情况下,再次给其送去了10吨的清灰剂,学校的锅炉工人在高建春出示的送货单上“提货人”一栏签署了自己的名字。随后高建春多次向北京密云技术学校索要12万元的货款,均被北京密云技术学校以“事前并未协商,属强买强卖”为由拒绝。直至2006年12月,北京密云技术学校才先后分两次共支付了高建春货款8万元,尚欠4万元货款未付。
    2007年5月,高建春将上述送货单上“数量”一栏中的“10”吨改为“100”吨,并伪造了盖有北京密云技术学校印章的两张欠条和一张收条,于2007年5月持变造的送货单及伪造的欠条和收条将北京密云技术学校诉至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称北京密云技术学校欠其货款120万元,要求北京密云技术学校给付清灰剂剩余货款112万元,欲骗取北京密云技术学校清灰剂货款108万元。因北京密云技术学校报案而未能得逞。
    2008年6月23日,公诉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将高建春诉至密云法院。公诉机关认为,高建春持变造的送货单及伪造的欠条和收条提起诉讼,企图通过国家强制力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将已构成诈骗罪,故提起公诉。

密云法院刑事审判庭受理该案后,及时组成合议庭于2008年7月16日对该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庭审中,高建春坚持其向北京密云技术学校所送清灰剂数量为100吨,而非10吨。其辩护律师认为公诉机关所提供的证据均为间接证据,不足以证明高建春实施了指控的犯罪行为;即使高建春实施了诉讼诈骗的行为,依据我国现行刑法以及司法解释的规定,高建春同样不能构成诈骗罪,不应以犯罪论处。

审理结果
   2008年9月4日,密云法院对高建春涉嫌诈骗一案进行了公开宣判。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在案的大量证人证言、书证材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北京市刑事科学技术研究出具的文检鉴定书、物证检验报告等证据,已充分证实高建春向法院提供伪证的事实,高建春虽一再坚称其送了100吨的清灰剂,但却始终不能提供其货源及相关资金、组织运输车辆等证据,其辩解违背常理,故不予采纳。高建春无视国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使用变造、伪造的民事证据向人民法院起诉,企图通过民事诉讼,骗取北京密云技术学校财物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犯罪特征,已构成诈骗罪,依法应予惩处。由于被告人高建春意志以外的原因诈骗未逞,属犯罪未遂,依法对其减轻处罚。故判处高建春有期徒刑六年,罚金人民币六千元。

分析意见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合议庭成员就高建春的行为形成两种定性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依据我国现行刑法以及司法解释的规定,高建春的行为不构成诈骗。首先,高建春的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其客观方面是设法使被害人产生认识,以致“自觉自愿”将自己持有的或所有的财物交给行为人,或免除行为人交换财物的义务。本案中高建春虽实施了虚构事实的行为,伪造了欠条、收条,变造了送货单,但北京密云技术学校并未因此陷入“错误认识”,从而违背其真实意愿将财物交给高建春。其次,2002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 《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为题的答复》中明确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不宜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伪造证据时,实施了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280条第2款的规定,以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有指使他人作伪证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307条第1款的规定,以妨害作证罪追究刑事责任。故对高建春不应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另一种意见认为,高建春的行为应定为诈骗罪。首先,在现有的司法实践中,针对诉讼诈骗行为,很多法院都将其认定为诈骗罪而对行为人给予刑事处罚,例如“乔红霞诉讼诈骗澳柯玛公司案”、“郝忠先持虚假证据诉葛洲坝集团公司案”等,2007年11月2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编制的 《北京法院指导案例》中对诉讼诈骗的案件提出明确的审判指导意见,通过伪造、变造证据企图通过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获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其次,在刑法理论上,将诉讼诈骗行为归入诈骗罪的范畴给予刑事处罚是适当的。从犯罪构成上讲,
1. 在犯罪的主体方面。实施诉讼诈骗行为的行为人与一般的诈骗罪犯罪主体并无二致,没有特殊的身份要求,其利用的仅是诉讼的方式而已,故具有诉讼权利能力及诉讼行为能力的一般社会成员均可成立。

2. 在犯罪的主观方面。实施诉讼诈骗行为的行为人目的很明确,即故意地非法占有受害人的财产,这与一般的诈骗罪主观方面相同。
3. 在犯罪的客体方面。一般的诈骗罪侵犯客体很明确的是受害人合法的财产权益,而诉讼诈骗行为因采用了非法的手段骗取法院的信任,使法官在受到欺骗的状态下作出了错误的判决,就在侵犯受害人合法财产权益之外,严重干扰了法院正常的司法活动,进而构成了对法院审判活动所维护的社会正义及法律尊严等若干国家利益的损害,即侵害的是复杂客体。正常的司法秩序相对公私财物所有权而言,无疑处于基础地位,具有前提性和重要性,刑法理应予以重点保护。但这并不就必然意味着公私财产所有权就是附带的,而是两相比较,刑法应重点保护法院正常的司法秩序。犯罪客体在作有罪与否及罪界划分时,并非是必然因素,故诉讼诈骗侵犯客体的双重性,不能作为否认其纳入诈骗罪范畴的有力理由。
4. 在犯罪的客观方面。普通诈骗是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欺骗对方,而诉讼诈骗是通过伪造证据、虚构其与被害人之间根本不存在或与事实上相去甚远的法律关系,继而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骗取法院的信任,并借助法院的强制力攫取他人财物或财产性利益。虽然在客观方面与典型的诈骗罪有所不同,但从本质上看仍然离不开诈骗的属性。
此外,就因果关系而言,诉讼欺诈的行为是意图使法官个人产生认识错误,基于错误的认识作出与事实相反的判决,从而使败诉者认为自己必须交付财产,因而欺诈行为与交付财物之间实际上具有因果关系,故能成立诈骗罪。
最终,法院采纳了第二种意见,遂以高建春构成诈骗罪作出上述判决。

注:来源http://www.110.com/ziliao/article-232728.html

 

参考案例三:

【案情】

被告人郝忠先,男,1958年9月11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机械化施工有限公司经理,住该市城阳区夏庄镇贾家营村。

1995 年初,深圳长江实业发展公司(葛洲坝集团三峡企业公司下级公司)办公室主任邓芳利向该公司经理陈迎春提供信息,称山东省乳山国际度假村发展公司(下称国际度假村公司)有大量的施工任务,而且是外商投资。于是陈迎春决定去考察洽谈,同时两人商量,将葛洲坝集团公司1995年6月7日授权陈迎春前往孟津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洽谈项目的第97号《法人委托书》,采取复印的方式变造成委托其洽谈乳山国际度假村配套工 程国际机场项目的“第89号”《法人委托书》。陈、邓二人持这份伪造的《法人委托书》的复印件及深圳长江实业发展公司的营业执照等,到山东省乳山市洽谈工程合同,并 于1995年8月26日以葛洲坝集团公司的名义与国际度假村公司签订了一份《乳山国际度假村取土回填及专项施工道路工程施工合同》,但合同上加盖的是深圳长江实业发展公司的公章。同时,国际度假村公司收取工程质保金250万元。

深圳长江实业发展公司于1995年9月12日以深长发第31号文件决定成立“中国葛洲坝集 团乳山国际度假村施工指挥部”,由陈迎春任指挥长。同时,深圳长江实业发展公司向乳山市工商局申请注册登记“中国葛洲坝集团乳山国际度假村施工指挥部”,由于没有取得葛洲坝集团公司的批准文件,乳山市工商局未批准该注册申请。随后陈迎春又通过 由山东省乳山国际度假村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和深圳长江实业发展公司两单位同时给乳山 市公安局出具介绍信,请求批准雕刻“中国葛洲坝集团乳山国际度假村施工指挥部”公 章及财务、合同专用章,乳山市公安局在该“施工指挥部”未经工商登记的情况下违规 批准雕刻了上述公章。“施工指挥部”还下设施工第一处、施工第二处等。当时,被告人郝忠先(私营公司青岛市城阳区机械化施工有限公司经理)经人介绍,自带施工机械及人员自愿加入该指挥部,并任施工第一处处长。

因取土回填工程合同未履行,施工队伍不能进场,同时国际度假村公司总经理孙松阳( 2000年7月被河南省高级法院二审以合同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为搞好同当地政府的关系,应乳山市徐家镇、白沙滩镇政府负责人的要求,同意义务帮助当地修建“徐南路 ”、“徐白路”及“大陶家操场”。孙松阳便与陈迎春协商,由陈迎春组织队伍完成该 工程,国际度假村公司负责施工期间的油料费、维修费和人工生活费。1995年11月,上 述工程正式动工。由乳山市地方政府派员现场指挥,“施工指挥部”施工第一处、第二 处及湖北楚台物业发展公司、河南濮阳金龙建筑公司等多家单位参与施工。施工第一处、第二处与“施工指挥部”未签订合同,口头约定由“施工指挥部”向国际度假村公 司结算,然后内部结算。施工期间,“施工指挥部”从国际度假村公司预收工程款40余万元。郝忠先则以施工第一处的名义从“施工指挥部”共领取人工生活费和油料费30余 万元。1996年2月工程停工,已建工程中大部分系由施工第一处完成。

1996年2月15日晚,被告人郝忠先邀约下属工人十余人到“施工指挥部”办公室向陈迎 春索要工程款未果。尔后,郝忠先逼迫陈迎春在他授意拟制的一份“完成工程数量证明 ” 上加盖了“施工指挥部”公章和陈迎春的私章。郝忠先在此证明中,故意将陈迎春非法成立的“中国葛洲坝集团乳山国际度假村施工指挥部”写成“葛洲坝水利水电工程集 团公司”,故意将施工第一处、第二处等多家单位共同完成的工程量写成由“青岛市城 阳区机械化施工有限公司独家完成”。1997年6月,郝忠先以“施工指挥部”负责人的 名义,要求施工指挥部保管公章的出纳苏恩生(当时住在郝忠先家)以“施工指挥部” 的名义为其出具工程造价证明。由郝忠先口述,苏恩生执笔,伪造了一份总工程造价为 562万元的证明。证明上由苏恩生加盖了“施工指挥部”和陈迎春的印章,并将落款时 间提前为“1996年3月 16日”。

关于已完成工程的结算,“施工指挥部”曾编制虚假的工程预算书(徐白路预算总值 2146997.17元、徐南路 2176502.90元)以向国际度假村公司要款,并于1997年10月向国 际度假村公司发出“再次要求结清拖欠的各类款项的专函”,同年12月国际度假村公司 回函认可总工程款为507万元、外围工程进退场费60万元及设备人员停误工费173万元等。对该回函,国际度假村公司总经理孙松阳于2002 年11月21日在检察机关向其调查时证明,该公函是因郝忠先逼陈迎春要钱,陈压力很大,为替其解围,按陈迎春提供的数字出具,没有认真核算,也不可能按该数字付款。经中国投资咨询公司对本案所涉工程进行鉴定,总造价为643469.94元。

2000年7月,被告人郝忠先以青岛市城阳区机械化施工有限公司的名义,持相关虚假证据向山东省乳山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诉称中国葛洲坝水利水电工程集团公司与山 东省乳山国际度假村发展公司签订《乳山国际度假村取土回填及专项施工道路工程施工 合同》后,郝忠先应邀在葛洲坝集团公司成立的乳山国际度假村施工指挥部以第一处名义进行了施工,工程款结算后葛洲坝集团公司尚欠其765万元工程款未付。要求葛洲坝 集团公司支付工程款765万元(含设备、人员停误工费、外围进退场费)及违约金。 2000年11月16日,乳山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确认城阳机械化公司对乳山国际度假村工 程进行了施工。葛洲坝集团公司应给付城阳机械化公司工程款765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 金,违约金自1996年4月1日按日万分之四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违约金约527万元, 共计1292万元)。葛洲坝集团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在乳山市人民法院对民事判决的执行中,葛洲坝集团公司于2001年8月31日与城 阳机械化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同意分三次付清对方工程款、违约金等共计1080万元 ,同日,葛洲坝集团公司汇款360万元至乳山法院账户。同年9月19日,该款中的300万元从乳山法院帐户转入城阳机械化公司,次日该300万元全部转入被告人郝忠先妻子刘 素娥个人帐户,并于同年9月21日、24日分七笔提取现金298万元,后又分3次支取近2万元,另有60万元由乳山法院转入郝忠先民事诉讼代理人所在律师事务所,郝支取6万元,剩余54万元作为代理费付给律师。

葛洲坝集团公司被山东省乳山市人民法院执行360万元以后,于2001年9月向公安机关控 告郝忠先的诈骗犯罪行为,公安机关经立案侦查,于2002年6月6日将郝忠先抓获归案。

2003年8月,葛洲坝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郝忠先犯诈骗罪,判处有期 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20万元。同年9月,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维持一审判决

参考判例四:

【案情】

被告人马进朝,男,1952年1月19日出生,汉族,原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机械化施工公司职工。

1988年9月29日,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机械化施工公司(以下简称机施公司)劳动服务公司与本单位职工马进朝签订了一份内部承包合同,由马进朝承包劳动服务公司下属的丝毯厂。1989年7月至1991年9月,机施公司决定对丝毯厂资产进行清算,并成立了审计组,在马进朝的配合下,审计组清理了丝毯厂的所有资产。根据马进朝提供的有关资料、债权、债务情况,审计组进行了调查并出具了审计报告。审计结果为,裁止1991年9月份丝毯厂总计债务582582.90元。在总债务582582.90元中包括欠董改(系马进朝之妻,在逃)500元、董庭槐(系马进朝之妻弟,在逃)2946.78元、董素英(系马进朝之妻姐,已死亡)3800元。

2000年10月份,董改、董庭槐、董素英以丝毯厂于1988年11月6日1990年4月3日借其三人人民币402600元(不含丝毯厂移交帐目时显示欠董改500元、董庭槐2946.78元、董素英3800元)未还为由,持马进朝向其出具的6份由马本人书写用复写纸套印出的下联加盖有丝毯厂公章的借款条,向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机施公司支付所谓的借款本金、利息及违约金,马进朝以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并向法庭提供大量的虚假证据证明借款事实。2002年4月22日,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审理中委托有关部门对相关证据进行了鉴定,并于同年7月1日判决驳回了董改等三人的诉讼请求;董改等三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11月8日判决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

2001年期间,马进朝伙同肖廷安(另案处理)经预谋后,由马向肖出具以上同样手法制作的盖有公章的欠款欠据一份,该欠条载明“1988年12月28日借肖廷安现金人民币伍万元整。月利息千分之二十五,按年度封息付清一次,若不能依约偿付利息,按欠款本息总额每月加付百分之一的违约金。每年度来送利息款一次。借款期限不确定,可能随时来清偿本息。中建二局丝毯厂马进朝,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肖廷安遂以债权人的身份作为原告向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马进朝亦作为证人出庭并提供虚假的证据材料证明借款属实。2001年8月15日,洛阳市西工区法院判决机施公司给付肖廷安借款50000元,借款利息从1988年12月28日起至借款本金清偿之日止,按50000元的月息2.5%计算。机施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11月以“虽然欠款欠据存在瑕疵,但并不影响其欠据的证明效力”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该案已进入执行程序,机施公司已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

2003年3月13日,马进朝又伙同马兰丝(女,在逃)持马进朝本人书写用复写纸套印出的借据下联(加盖有丝毯厂公章),称丝毯厂于1991年11月13日前分多次借马兰丝款共计774293.50元,由马兰丝以债权人身份作为原告向洛阳市伊川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马进朝亦提供虚假证据材料证明借款属实,请求判令机施公司偿还所谓的借款及利息,伊川县法院后进行立案审理。

【审判】

湛河区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马进朝伙同他人多次伪造借据及相关证据,虚构事实,以本不存在、但貌似真实的事实为依据,以诈取被害人大额钱款为目的,借用民事诉讼的手段和司法强制力,虽未直接向被害人机施公司行骗,但其欺骗人民法院这一民事纠纷的裁判者,使人民法院对其提供的证据和事实信以为真并赖以做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裁判,使被害人遭受不应有的法律责难,并且这种责难是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的,被害人因此责难虽非自愿交付财物,但迫于司法的强制力而不得不交出。不得不交出当然违背被害人意愿,同时也是犯罪目的的满足,被告人马进朝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马进朝犯诈骗罪,基本事实清楚,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人马进朝及辩护人辩护称丝毯厂欠董改、董庭槐、董素英、肖廷安、马兰丝借款属实,在1991年丝毯厂交公司帐务中有明确记载显示,并在交接帐目时有公司会计杨德棣签名证明已移交,西南政法大学的鉴定结论认定杨德棣的签名不是其本人亲笔书写,因该鉴定依据的样本不真实,故其鉴定亦不真实,马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但被告人马进朝及其辩护人庭审中虽以上述理由提出异议,但未申请重新鉴定,亦未提供相应证据,且有被告人马进朝亲笔所写的“应收款、应付款”清单及1991年11月13日、12月9日、1999年9月23日所写情况说明证实丝毯厂不欠董改、董素英、董庭槐、肖廷安、马兰丝款的事实。故其辩解理由不能成立,其无罪的意见,因与庭审查明的事实不符,故其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人马进朝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获取财物,依法应依诈骗未遂定罪处罚,公诉机关建议对被告人马进朝依诈骗未遂处罚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对其可依法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马进朝犯诈骗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评析】

在该案的处理上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马进朝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未遂),依法应予处罚。另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马进朝的行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不宜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诉法的规定作出处理,应宣告被告人马进朝无罪。

 

持第一种观点的理由是:被告人马进朝伙同他人伪造借据及相关证据,虚构事实,以本不存在、但貌似真实的事实为依据,以诈取被害人大额钱款为目的,借用民事诉讼的手段和司法强制力,虽未直接向被害人行骗,但其欺骗人民法院这一民事纠纷的裁判者,使人民法院对其提供的证据和事实信以为真并赖以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裁判,使被害人遭受不应有的法律责难,并且这种责难是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的,被害人因此责难虽并非自愿交付财物,但迫于司法的强制力不得不交出。不得不交出当然违背被害人意愿,同时也是对犯罪目的的满足,被告人马进朝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特征和立法本意,且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持第二种意见的根据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政策研究室《关于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2002)高检研发第18号“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民事裁判欲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可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不宜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此种意见认为当事人向法院提交证据,须经双方当事人当庭质证以及法院的认定才能成为有效的证据,具有证明力,所以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进行认定。如果双方提供的证据自始合法有效那就不需要审判人员的职权行为,而只需要成立执行机关进行执行就可以了。因此应认定被告人不构成犯罪。

 

笔者同意合议庭第一种意见。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马进朝的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

首先从起诉及法院认定的三起事实中可以看出被告人马进朝与他人合谋,利用自己未交的公司公章,在没有借款事实的情况下为他人出具虚假的借据,并且以证人身份出庭做证,向法庭提供大量的虚假证据证明借款事实,其目的是非法占有机施公司的财产,从公安卷宗中在逃的肖廷安的供述中来看,马进朝找到肖廷安直言不讳地提出事成之后一块分赃,因此其具有诈骗的故意。退一步讲,虽然马进朝一直不承认自己是故意诈骗,但其在明知不存在借款事实的情况下,为他人骗取机施公司财产出具借据并在诉讼中出具伪证,其行为为符合诈骗犯共犯的特征,仍构成诈骗罪。做为同案犯,马进朝显然是此案的共犯。作为共同犯罪,应当按照其参与的所有犯罪活动定罪量刑。

其次,被告人马进朝诈骗涉案金额计120余万元,数额特别巨大,且因其诉讼行为给机施公司造成损失10余万元,情节严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也应当定罪并依法处罚。

 

二、被告人马进朝的犯罪形态是既遂还是未遂

犯罪形态是指与定罪量刑有关的犯罪构成特定特征的样态化,即犯罪的行为停止时所处的状态。我国刑法所明确规定的犯罪状态有四种:预备、中止、未遂、既遂。本案中马进朝已经着手实行犯罪,且不存自动有效放弃犯罪的情况,故其犯罪形态显然不是犯罪预备或中止。犯罪未遂是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行为人意志所处的原因而未得逞所呈现的终局状态。当行为人按预定计划实施了行为并发生了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结果时,则为犯罪既遂。在分析行为人的行为是既遂还是未遂时应当严格把握两点:1、犯罪行为是否已经着手实施,只有在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犯罪行为的情况下才可能产生犯罪未遂,如果行为人还没有着手实施则不产生犯罪未遂的问题;2、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这里意志以外的原因说明行为人并非出自自己的意愿放弃犯罪,而是由于自己所不能预见的不确定因素导致。

从案情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被告人马进朝一共实施了三次诈骗行为,在第一次诈骗行为中,受诉法院两审判决均驳回了董氏三人的诉讼请求;第二次诈骗行为中,虽最终得到法院的支持并进入执行程序,但未实际执行;第三次诈骗行为中,虽到法院进行民事诉讼,但由于被告人马进朝被公安机立案并抓捕,导致民事诉讼活动中止,马进朝至今尚未取得诈骗的财产,三次诈骗均未获得他人财产,而获得财产是构成诈骗既遂的标志,其行为应当是诈骗未遂。其次被告人马进朝已经实施了诈骗行为,其伙同他人一起伪造欠款的单据并到法院进行诉讼,犯罪行为已经着手实施,但或者因为未获法院支持而败诉,或者因为未实际执行,或者因为诉讼未能顺利进行,才使得马进朝未能取得预期的财产,上述原因均是马进朝不能控制的意志以外原因。因此,马进朝在着手实行犯罪后,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达到其预期的犯罪目的,即未得逞,属犯罪未遂。

 

三、最高人民检查院政策研究室《关于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使用法律问题的答复》

首先,最高人民检察院政策研究室关于此问题所做出的答复为个案答复,因此不具有普遍拘束力,不能成为本案定罪量刑的依据。

其次,本案公诉机关以马进朝诈骗提起公诉,说明在本案中,公诉机关认为马进朝诈骗数额特别巨大为情节严重,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也认为数额特别巨大为情节严重,对于这种情形如果不予打击,则会产生这样一种现象,即利用虚构事实到法院进行民事诉讼则无论是否成功都不会构成犯罪,这样一来会有更多的人进行效仿,如此轻则扰乱法院的审判秩序,重则不利于维护审判程序的庄严性和公正性,更不能使他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该案中被告人马进朝侵犯的客体是被害单位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机械化施工公司公有的财物(金钱)的所有权;犯罪主体即被告人马进朝是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符合该罪的主体要件;客观方面,被告人马进朝伙同他人利用掌握丝毯厂印章未交的便利,虚构借款的事实,虽没有直接向受害人实施犯罪行为,但其利用民事诉讼的手段,目的是为了骗取数额较大的公有财物,符合构成该罪的客观要件;被告人马进朝故意虚构并不存在的借款事实,以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符合该罪的主观要件。由于被告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被害单位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将其抓获)而未能得逞,因此是是犯罪未遂。

综上所述,被告人马进朝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未遂)。

 

参考判例五:

【裁判要旨】
通过制造假证据、隐瞒事实、制造虚假债权债务、恶意串通等手法,提起虚假的民事诉讼,欺骗法院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错误裁判,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其行为构成诈骗罪。
【案例索引】
一审: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2009)台椒刑初字第495号(2009年9月15日)。
【案情】
  公诉机关: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蒋忠荣,男,1976年1月3日出生,浙江省台州市人,汉族,小学文化,待业。 2009年3月23日因犯开设赌场罪,被判处管制一年。
  被告人:洪官迪,男,1974年8月30日出生,浙江省台州市人,汉族,初中文化,农民。2006年5月25日因犯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
  被告人:徐冬平,男,1972年11月19日出生,浙江省台州市人,汉族,初中文化,农民。1992年因犯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2001年6月6日刑满释放。
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2009年2月中旬,被告人蒋忠荣、洪官迪经预谋后,由洪官迪到台州市商业银行开设账户,洪官迪以获取存款积数可获取回报为名,要求吴丽君向该账户汇入人民币1000万元存积数。蒋忠荣、洪官迪出具了借款人为洪官迪,担保人为蒋忠荣,借款款额人民币200万元,借款时间为2008年5月的借条2张。当蒋忠荣得知吴丽君于3月1日至3日先后以存现和转账的方式汇入洪官迪的台州市商业银行账户330万元时,即让被告人徐冬平在借条的出借方一栏填写上徐冬平自己的名字。徐冬平按蒋忠荣的授意,明知自己不是洪官迪债权人,仍然于同月4日向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以债权人的身份起诉洪官迪,并申请了诉讼保全,路桥区人民法院将吴丽君汇到洪官迪账户上的246万元予以冻结。后因吴丽君报警而致被告人的罪行败露,吴丽君取回全部存款。
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蒋忠荣、洪官迪犯诈骗罪,被告人徐冬平犯帮助伪造证据罪,向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蒋忠荣的辩护人辩称本案被告人伪造借条,企图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占有他人财物,属于诉讼欺诈行为,不宜作为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
   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蒋忠荣、洪官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伙虚构事实,骗取他人人民币246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蒋忠荣、洪官迪已经着手实行犯罪,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是未遂,可以减轻处罚;被告人徐冬平故意帮助他人伪造证据,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帮助伪造证据罪。被告人蒋忠荣、洪官迪、徐冬平认罪态度好,酌情予以从轻处罚,但均有前科,量刑时酌情予以考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三百零七条第二款、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判决:
一、被告人蒋忠荣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计人民币十万元;
二、被告人洪官迪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计人民币十万元;
三、被告人徐冬平犯帮助伪造证据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
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没有上诉,检察院没有抗诉。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诉讼欺诈行为作为新型的行为方式,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有较大的争议,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诉讼欺诈可以作为诈骗罪的特殊形式定罪量刑。理由是诉讼欺诈具有诈骗罪的最突出特征“骗”,行为人的诉讼欺诈行为与被害人的财物受损之间存在着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应认定为诈骗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诉讼欺诈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同时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不适用类推。对于诉讼欺诈,刑法无明文规定,最高法院又无相关司法解释,故不宜定诈骗罪。
   笔者赞同第一种意见,理由如下:一、从境外司法实践看,诉讼欺诈在日本和我国香港地区都作出过比较出名的判决,结论都认定为诈骗罪。他们认为,诉讼欺诈行为,对其定性不应侧重于甄别“诉讼”行为,而要对实质的“行骗”行为进行界定。“诉讼”仅为行为人的手段,而“行骗”是行为人行为的实质认定。诉讼欺诈行为,仅仅是比一般诈骗行为更为“高明”,行为人的高明之处在于借助法院作为“工具”,借助诉讼作为途径。二、从我国通行的犯罪构成理论看,诉讼欺诈也完全符合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即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诈骗他人财物的故意,客观上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最后的结果也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所有权利,因此以诈骗罪定罪处罚不仅在理论上讲得通,在司法实践中也是可行的。
本案被告人蒋忠荣、洪官迪经预谋,以存积数为名,使被害人吴丽君信以为真,趁吴丽君将钱汇入洪官迪帐户之机,便指使徐冬平通过诉讼方式,欺骗法院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错误裁判,其诉讼欺诈行为符合诈骗犯罪的特征:均属故意犯罪,且犯罪目的均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均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欺骗手法骗取他人较大数额的财产;犯罪客体均为(或主要为,或包含)他人的财产权。而诉讼欺诈行为人通过制作和提供形式上周全缜密的虚假文件等伪证来骗取法院采信,证明其主观恶性更大,故法院对被告人蒋忠荣、洪官迪的诉讼欺诈行为以诈骗罪定罪处罚是正确的。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采纳了第二种观点,于2002年10月24日针对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能否构成诈骗罪的请示》作出了如下答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不宜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伪造证据时,实施了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以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有指使他人作伪证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妨害作证罪追究刑事责任。”但该《答复》并非司法解释,无法律效力,且由于其置此类案件具有诈骗犯罪的主观故意、客观行为、危害后果等本质特征于不顾,对刑法作了不当的限制性解释,在实践中造成犯罪人利用虚假诉讼实施诈骗而无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严重后果。因而,第二种观点并不可取,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的《答复》也不可参照。
                                            撰稿人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 方匡能

参考判例六:

 【基本案情】

  2009年2月份,61岁的被告人陈某芽答应帮助认识多年的好友陈某杰,称其有能力让陈某杰在吉林省因涉嫌行贿罪的儿子陈某某判缓刑。陈某芽委托情人于某帮忙,于某又将此事委托给陆某从中“运作”。当年2月至7月间,被告人陆某谎称“可以找到关系让陈某某被判缓刑”,于是,陈某杰分10次共汇款153.3万元给陈某芽;被告人陈某芽将其中的128万元陆续转给于某;于某将收到的128万元通过转账、现金支付的方式又交给陆某。陆某收到巨款后,仅将其中的18万元用于代陈某某退回赃款和支付律师费,其余的款项全部用来个人消费、购买彩票。而陈某芽以“买手机送大人物”、“办理取保”等借口,将部分钱款占为己有。

  后来,由于陈某某在被起诉前主动交代其行贿行为,2009年11月因犯行贿罪被当地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两年。该判决乃有法可依,而非陆某等人“运作”的结果。得知这个消息后,陈某杰追悔不已。

  陆某等人陆续落入法网。2011年1月份,陆某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陈某芽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法庭责令陆某、陈某芽分别退赔被害人陈某杰的经济损失人民币112万元、21.8万元。

  【检察官手记】

  刑事案件中,有些人吹嘘能耐通天,声称只要砸钱就能帮忙“捞人”,这类人被称为“诉讼掮客”,又称“法律托儿”。有些人遇事喜欢托关系、找熟人,这种心理给“诉讼掮客”有了可乘之机。他们不仅损害了案件当事人及其亲属的权益,而且严重破坏了政法机关的公信力。

  “诉讼掮客”通常以需要运作费为由向受骗人索要大量钱款,并允诺可以确保在押人员不被采取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甚至声称可以无罪释放、轻判、减刑等。 “诉讼掮客”诈骗手段并不高明,他们之所以屡次得手,主要在于一些人受 “有钱能使鬼推磨”、“朝中有人好办事”等观念的影响,且急于了解亲人情况或为亲人减轻处罚,从而轻信“诉讼掮客”,给不法分子实施诈骗提供机会。

《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通讯员吴雅芳 许新报 记者庄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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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系统在实践中多数抛开2002年10月24日对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研究室有关请示作出的《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但亦未形成统一观点。比如,莫兆军一案中,伪造借条的李兆兴、冯志雄二人后分别被以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和14年。再如,2010年8月9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具体适用法律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行虚假诉讼,骗取公私财物的,按照诈骗罪处理,最高的可判处无期徒刑。

注:来源:http://xzz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9108

 

北京石景山区检察院“京西法治沙龙”研讨:诉讼诈骗行为如何定罪(2010年)各方意见:链接:http://live.jcrb.com/html/2010/4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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