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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凡麟律师接受齐鲁晚报采访,就诉讼欺诈发表评论


[日期:2011/5/19 8:54:43] [作者: ] [字体大小:

扑朔迷离田世国

“感动中国”人物身涉纠纷

日期:20090331   作者:记者 陈朋   来源:本报讯

    田世国,因为捐肾救母的感人壮举,于2005年1月被央视评选为2004年度“感动中国”人物,2005年9月被评为山东省首届十大孝星之一。2007年春,以田世国为原型的电视剧《温暖》在央视热播。一时间,他的名字家喻户晓,成为当代孝子的典范。

    仍旧是田世国,却同时与几起经济纠纷案相关,甚至被人斥为“法律骗子”。扑朔迷离的田世国究竟是怎样的?

追讨80万“担保金”未果

    "收到条"鉴定结果显示,盖章日期比落款日期至少早了两个多月,又由于田世国"在一审、二审诉讼中的陈述不一致",广州市中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田的主张不足信,驳回其诉讼请求。

    2005年12月的一天,一纸应诉通知书由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分别寄至临沂市糖酒经贸总公司(以下简称临沂糖酒公司)及其出资公司山东兰陵美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陵美酒)。起诉人是身在广州做律师的田世国,他与临沂糖酒公司的关系在于其弟曾为该公司职员。

    诉状称,临沂糖酒公司在2003年3月收到田世国为其弟交纳的担保金80万元,双方约定2003年年底前返还,但临沂糖酒公司一直不予返还。

    这一诉状让两家被告“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兰陵美酒根本不知道80万元担保金的事,糖酒公司也从未收到过什么担保金。”兰陵美酒法律顾问段新明事后表示,他们直到法院首次开庭时,才见到所谓公司开具的担保金“收到条”——这是田世国手中的唯一证据。

    段新明向记者指出,“收到条”文后盖的是公司的行政公章,落款时间“03.3.28”与印章没有重叠之处。

    “公司没收到过田世国的担保金,我们认为‘收到条’纯粹是田世国盗用盖有公司公章的空白信自己填写的,因为田的弟弟是糖酒公司的职员,有获得公司空白信的条件。”段新明说。

    由于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田世国手中的“收到条”作假,2006年5月,番禺区人民法院判决临沂糖酒公司败诉。

    其后,临沂糖酒公司将此案上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诉讼中,临沂糖酒公司申请对“收到条”做了司法鉴定。“既然田世国声称公章是落款时间当天盖的,那我们就证明它不是当天盖的。”二审时的临沂糖酒公司代理律师段新明说。

    鉴定结果显示,盖章日期比落款日期至少早了两个多月!又由于田世国“在一审、二审诉讼中的陈述不一致”,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6月作出终审判决,认定田世国的主张不足信,驳回其诉讼请求。

    田世国诉茂源公司向其借款36万元逾期不还,证据是一张"证明及欠款说明"。但茂源公司认为该"证明"后半部分的"借款"内容为田世国私自添加,公司对此并不知情。

    当同在苍山县的原苍山茂源食品有限公司(现已吊销营业执照,以下简称茂源公司)经理杨树元得知兰陵案的判决结果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决定对他自己败诉的案件提请再审。

    与兰陵美酒一样,杨树元也跟田世国打了一场官司。案情也惊人相似:田世国拿着一张自己填写的“证明及欠款说明”将茂源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其偿还借款36万元,但茂源公司并不认可“欠款说明”部分。不同的是,杨树元的官司打输了。

    原来,2004年初,茂源公司在承包广州的一处副食品批发市场时,与对方发生合同纠纷,经过朋友介绍,聘请田世国为公司的代理律师。

    杨树元说,田为其代理官司期间,除了4万元律师费外,还“以疏通仲裁委为由要我公司另行向其支付12万元”,并“以服务招待费名义收取了1.16万元”。“官司打到最后,田世国直接不管了,直到现在公司还有50多万元没有收回。”2005年底,茂源公司以田世国收取不合理费用13.16万元为由,将其投诉到广州市司法局、广州市律师协会和广东省司法厅。

追要36万“借款”胜诉

    然而次年2月,田世国一纸诉状将茂源公司告到苍山县人民法院,理由是茂源公司向其借款36万元逾期不还,证据是一张落款时间为2004年5月26日的“证明及欠款说明”(右图)。这张“证明及欠款说明”前后两部分内容似乎不相关,前面“证明田世国为我公司副总经理”,后面则说“拖欠田世国借款36万元”。

    对于这个字据,双方均承认全文为田世国所写,文后公章为茂源公司所盖。但茂源公司认为后半部分的“借款”内容为田世国私自添加,公司对此并不知情。

    “2004年5月26日早上,我们在广州市仲裁委的大厅里准备材料,田世国突然说想在广州买房,要我们公司为他出一份收入证明。我让田世国自己写了一个证明:‘兹证明田世国为我公司副总经理,月薪陆仟元整’。当时恰好随身带着公章,我就在文后盖了章。”杨树元向记者描述当时的情景说。

    但由于茂源公司没有提出对该字据做司法鉴定的申请,没法证明该证据不实,苍山县人民法院于2007年12月判决茂源公司败诉。不过,茂源公司至今并未被强制支付这笔36万元的“借款”。

被指"诈骗"老乡39万

    褚静说,她赶到阿联酋后,39万元货物已被人接走。"我跟接货人联系后,他说田世国告诉他货物是田本人的,不是我的。我这些年的积蓄和跟亲友借的货款就这样白白被骗走了。"

    背负着败诉的遗憾,杨树元寻找着自己的“难兄难弟”。居住在枣庄市中区的褚静就是其中一位。

    褚静告诉记者,她也是通过朋友认识田世国的,当时觉得“田世国是老乡,又是社会名人”,应该可靠。

    褚静说,2005年,田世国介绍说往阿联酋发电脑配件能赚钱。她便筹集了39万元前往广东,采购了鼠标、键盘、MP3等电子产品。“田世国当时介绍我往阿联酋发货,接货人写的是熊云立,说写这个名字好收货。”之后,货品通过深圳海关发往阿联酋。等褚静赶到阿联酋后,货物已被接货人接走。“我跟接货人联系后,他说田世国告诉他货物是田本人的,不是我的。我们给田世国打电话,他也这么说。我这些年的积蓄和跟亲友借的货款就这样白白被骗走了。”褚静说,她回国后数次联系田世国,但对方总是避而不见。

    2005年8月,回到国内的褚静以田世国诈骗其钱财为由向深圳公安部门报案。但由于“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实田世国诈骗事实的存在”,2006年3月,深圳公安部门答复褚静“若需证实,需通过国际司法协助向居住在阿联酋的熊云立、田世国等接货人和当地有关部门调查取证”。由于没有足够的调查资金,褚静与田世国的纠纷一直未能明了。

    日前,因为褚静将一条名为《2004感动中国人物田世国是个大骗子》的帖子发布在本报网站上。3月6日,田世国委托律师向本报寄来了律师函,认为报社网站对“在全中国拥有高度的美誉,获得过多项社会荣誉,广受社会公众尊敬和爱戴,堪称社会道德楷模”的田世国造成名誉侵权。

    但据记者了解,田世国反而没有向发布该帖且公布真实身份的褚静发去律师函。褚静告诉记者,田世国从来没有主动和她联系过。

    法学专家:此类案件属诉讼欺诈案

    2009年3月29日,就田世国涉及的此类民事诉讼案件,记者采访了山东财政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孟凡麟。

    孟教授表示,这类案件属于典型的民事诉讼欺诈案件。这种情况在我国有一定的普遍性,且目前愈演愈烈。他解释,民事诉讼欺诈主要是指一些不法行为人通过伪造证据,在民事诉讼当中通过法院的审判和强制执行,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诉讼欺诈与我们熟悉的诈骗是有明显区别的。诈骗的客体主要是他人的财产所有权,但诉讼欺诈的客体首先是法院的正常审判秩序。

    200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曾就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做过解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不宜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孟教授表示,最高检的这个解释在法律界尚存在争议,因为民事诉讼欺诈在侵犯司法威严、扰乱民事诉讼正常审判秩序的同时,达到了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貌似正常官司 背后暗藏手脚 靠法院强制力 兵不血刃得手

诉讼诈骗 巧取豪夺新方式

  编者按

  民事诉讼诈骗是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种新动向,而且有发展蔓延的趋势。一些人利用民事诉讼
中各种程序的特点,通过制造假证据、隐瞒事实、制造假债务、恶意串通等多种手法,表面上看是正常的民事诉讼,背地里通过各种“运作”,最终使法院作出有利于他们的错误裁判,并依靠国家强制力,堂而皇之骗取本不应当属于他们的财产和相关权利,或者免除自己的债务。
  面对那些屡屡得手又隐蔽在法律裁判保护下的诉讼诈骗“能手”,有学者称,这是现实版的“蛇吞象”,是现代版的巧取豪夺。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不仅影响法律的严肃性和法院、法官在人民心中的尊严与威信,更对整个社会诚信的建立和弘扬带来极其消极的影响,对实现和谐社会目标的负面作用更是不可低估。
  目前,我国现行相关立法尚不完善,法律、司法界对相关问题尚存争议;实践中,各地法院对相关问题的认识、态度各异,所以采取的处理方法也大不相同。但是,有证据表明,民事诉讼诈骗的现象还在不断发生着。
  面对如此状态,尽快出台相应的司法对策,防范和遏制这种行为的发展蔓延,已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本网今天刊登记者采写的相关报道,希望全社会对此类问题能够引起高度重视。

  动向

  法制网记者 王斗斗


  方萌傻了,她用手掐了一下自己的胳膊,这不是在做梦。
  面对上门执行的法官,面对要赔偿3万多元的败诉判决书,面对一张真假难辨的借条,面对原告的名字竟是她的前男友林洋,方萌百口难辩。
  “自己从未向林洋借过钱,哪来的借条?”满腹委屈的方萌无奈来到上海市徐汇区检察院申诉。
  2006年1月,随着鉴定中心对借条的鉴定,案件的真相浮出水面:原来,林洋采用扫描、临摹技术,假冒方萌签名伪造了借条,又利用她卖房后户口暂未迁移的时间差,致使她收不到法院传票,法院只能公告送达并作出缺席判决。
  “林洋的行为属于典型的诉讼诈骗。”最高人民法院一位法官告诉记者。诉讼诈骗是司法实践中的一种新类型案件,一般是指行为人以提起民事诉讼为手段,通过伪造证据或者提供虚假证据欺骗法院,使法院作出错误判决,并依据该判决骗取财物或者免除自己的债务。

  诉讼诈骗花样翻新

  近年来,通过民事诉讼诈骗发财的“歪招”,在我国正越演越烈,手段可谓花样翻新。一些人得手了,在一旁偷着乐;一些人被发现了,有的被司法拘留,有的却毫发未伤。
  记者通过采访,将已经被发现的做法作了大致概括。
  捏造事实欺诈型
  一方当事人故意伪造、编造证据,或者明显没有证据而捏造和虚构案件事实,试图通过诉讼损害对方当事人利益,自己获取不正当利益。
  案例回放:2005年7月,已经在自己的别墅里住了10年的张英突然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原告陆野向法院提起诉讼称自己才是别墅的真正主人,张英只是临时租住。原来,张英于10年前从陆野手中买下一块宅基地,出资建造了别墅(无产权证)居住至今。陆野向法庭提供了一份他出资12.8万元建造别墅的收条,上有张英的亲笔签名。张英承认签字是真实的,可她从未收到过这笔钱。最后,法官发现了真相:收条是经过精心拼接粘合而成的,是陆野利用张英以前提供的其他签名材料伪造的。
  恶意逃避债务型
  因欠债被告上法庭后采取编造事实、提供虚假证据、阻碍执行等手段,达到摆脱债务或减少债务的目的。
  案例回放:2005年10月25日,江苏省宜兴法院周铁法庭同时受理了两起巨额民间借贷纠纷案。原告蔡元和邓斌分别诉称被告宜兴保温厂曾向他们借款100万元和120万元,现要求被告支付欠款并承担逾期利息。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对借贷事实均不否认,被告也同意偿付借款,双方愿意达成调解协议。但法官总觉得有点蹊跷。
  经过调查,法院查明被告因另一起货款纠纷,已经败诉,案件已进入执行阶段。这起官司完全是当事人虚构借款事实,企图逃避债务的行为。
  玩弄技巧获利型
  当事人明知自己的主张不是事实但试图利用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对方证据不充分或对方失误等,故意扰乱视线,歪曲事实,使法官在认定事实时陷入错误,从而达到对方败诉自己获取非法利益的目的。
  案例回放:河南省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田强于1999年11月退出该公司。2001年5月,社会人员李鸣拿着一份自称和该公司于1999年4月签订的售房合同及收据起诉该公司,请求法院判令该公司退还所收房款17万元及其利息。田强冒充该公司签收了法院送达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审理时,该公司因此未能出庭。法院缺席判决该公司返还李鸣房款17万元及其利息。判决生效后,法院强制执行时,该公司才知道这场官司。
  相互串通欺诈型
  一方当事人与对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有意影响、歪曲事实甚至黑白颠倒,导致法官作出错误的裁判,间接地使部分当事人受到侵害。
  案例回放:2005年1月21日,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原告王志诉称宜兴市陶都进出口公司欠他现金95万余元,被告对此事实当庭承认。开庭仅15分钟,双方就达成和解协议,并到银行办理了交接手续。几分钟后,案外人黄文打电话给主审法官,称被告账上的钱是他暂时放在被告的账上的,原、被告是串通好了利用诉讼将这笔钱划走。经过法院调查,认定原、被告双方诉讼诈骗,对双方予以拘留。
  串通法官牟利型
  一方当事人与法官串通,相关司法机关的内部人帮助出主意、做手脚,甚至利用法律规定的模糊地带和不完善的地方,通过貌似正常的法定程序,枉法裁判,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采访中,几位受访者,无论是法官、负责民事行政案件监督的检察官,还是律师,都不约而同地提到本报6月20日5版《院长和老婆打官司国有医院大楼成私产难道是“蛇吞象”的现实版》那篇报道。他们隐讳地表达了同一个意思:法官整天审案,想骗过法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且还有律师、当事人的监督,还有内部的一些关口。但一些人之所以能一路兵不血刃,顺利得手,背后的原因很复杂,业内人大多“心知肚明”,只是,很多事情无法公开披露。搞法律的要讲究证据,况且,查找证据也非常困难。另外,一句“对法律有不同理解和认识”也会将一切掩盖过去。

  法律“瘸腿”拿诉讼诈骗没辙

  缘何如此多的人来“钻营”法律的空子?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一位法官指出,诉讼诈骗最主要的原因是立法的“先天不足”。对此类诉讼行为如何处罚?我国现有的法律力不从心,甚至有空白。
  实践中,诉讼诈骗行为人一般仅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即使法院查明了有关人员“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了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依照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也只能对其作出“15日以下拘留,1000元以下罚款”的处罚。由于缺乏惩治力度,行为人的投机心理更加膨胀。
  这位法官说,除了法律“瘸腿”的原因外,还有多种因素。当事人在民商事活动中缺乏应有的防范意识,如不注意保存合同,签名时粗心大意,对印章使用保管不善等。个别法官未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办案,如对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审查不严,不按法定方式送达诉讼文书、缺席判决等。
  他告诉记者,根据民事诉讼法,当事人起诉只要符合法定条件,法院就应受理,缺乏对案件的实体审查。规定避免了当事人的“投诉无门”,却为少数不怀好意者开了“方便之门”。

  如何制裁披着羊皮的狼

  通过制造假证据、隐瞒事实,骗取法官的信任,这些披着“羊皮”的“狼”在法庭上,堂而皇之索取自己的所谓“合法权利”,背后却借助司法权谋“黑心之财”。
  “针对诉讼诈骗行为产生、发展的现实,在现行立法尚不完善的情况下,采取相应的司法对策予以防范十分必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吴在存说。
  强化法院主动调查职权
  吴在存认为,应适当强化法院职权,对涉及公益性较强的诉讼案件,法院应主动依职权收集证据,特别是当怀疑诉讼当事人之间有串通欺诈可能时,应加强职权调查。尤其对三方诉讼、群体诉讼和非具法人资格的其他组织参加诉讼等案件,是否存在诉讼诈骗要特别予以关注,必要时可将相关情况向利害关系人进行通报,以防诉讼诈骗的发生,避免误判。
  增加罚款数额并完善刑法
  中国政法大学民事诉讼法教研室主任宋朝武认为,诉讼诈骗给对方当事人造成重大损失,如企业停产、破产等,应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伪造、毁灭重要证据等行为可追究刑事责任,但如何追究却无相应规定,刑法亟待完善此方面内容。
  另外,民事诉讼法中规定对个人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1000元以下,对单位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1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这种罚款数额显然过低,必须加大惩罚力度。”宋朝武说,即使对诉讼诈骗不能以犯罪论处,也要在经济上予以相应制裁。
  引入精神赔偿制度
  吴在存认为,在不违背现行立法原则的前提下,应赋予受害人一定的司法救济权。对于因诈骗受害、权利将受侵害的第三人,可考虑将其视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使其有权提起诉讼,有效对抗和防范诉讼诈骗行为。
  “诉讼诈骗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害,不仅包括财产上的,还包括人身精神上的,应引入对受害人的精神赔偿制度。”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位法官强调说。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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